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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平遥（十）
平遥城考
清·乾隆三十六年《汾州府志》（平遥卷）卷之四·城池官署仓廒学校壇遗记述：
“平遥县城，明洪武三年重筑，周十二里有奇，崇三丈二尺，濠深丈，广丈，门六。景泰初修。正德四年，知县田登修下东门瓮城。嘉靖十三年，水冲坏东北隅。十九年，举人雷洁等缮完之。三十一年，知县沈振增高西城、北城六尺，增厚七尺，又筑被门瓮城。四十年，权理县事、沁州同知吕尧卿，增高南城六尺。四十一年，知县张稽古因边警，遂甓其城。隆庆三年，知县岳维华，增台楼新旧共九十四，甃以砖石，濬濠加深广。万历三年，知县孟一脉更治新之。二十二年，知县周之度修筑东西门瓮城。国朝康熙二十三年，知县董汝钰因久雨，缮其损坏者二十五丈，堞百二十三。三十五年，知县王杰修南门瓮城二丈，三十六年，修东城六丈有奇，三十七，修北城四丈有奇。三十九年，知县王绶修西城二丈有奇，四十年，修上东门瓮城，四十一年，修北城二丈有奇，四十二年，修四门及南城二十余丈，四十三年，修南城三十五丈，四十四年，修上东门。雍正二年，知县高大有，修东城四十一丈有奇。乾隆二十七年，知县李在田，濬城濠长四百五十丈。”
评注：《旧志》谓“尹吉甫北伐猃狁(xianyun)驻兵于此，筑西北面”，传合之谬，辩见（沿革）。考汉之平遥城，在今文水县西南二十五里。《水经注》云：“文水迳大陵县故城西，又南，迳平陶县故城东，又南，迳兹氏县故城东”是也。北魏迁置京陵城西，以庙讳改为平遥，而汉之故城仍在其境内，后代乃割入文水县。《魏书·地形志》：“平遥有京陵城、平遥城”。所云“平遥城”即汉平陶故城也。然则，今县盖起于北魏耳。
万历三十七年《汾州府志》平遥卷·图考·平遥县图
注释：
尹吉甫：尹吉甫（公元前—公元前），西周时期庸国人，黄帝之后伯儵族裔，尹国的国君，字吉父，一作吉甫，兮氏，名甲，金文作兮甲、兮伯吉甫。
猃狁：古族名。中国古代的一个民族，即犬戎，也称西戎，活动于今陕、甘一带，猃、岐之间。西周中期以来，随着周王朝实力的削弱，共、懿、孝、夷四王仅能守成，而西北地区的戎狄逐渐兴盛。特别是猃狁，进一步加强对周朝的压力，不时入侵。宣王时期，经过一段时间的积蓄力量，宣王命尹吉甫、南仲等出军征伐猃狁，取得很大胜利。根据文献记载，猃狁族就是自称自己的祖先是二白犬，并以白犬为图腾的西北最古老的游牧民族，属于西羌族，是炎黄族先祖的近亲。早在炎黄时期，猃狁族就是炎黄族的劲敌。《后汉书》就有记载：“昔高辛氏有猃狁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高辛氏就是黄帝的曾孙，尧帝的父亲。据《后汉书》记载，至汉朝，在原来猃狁活动范围内曾出现一个人口众多的西戎白狼国。到东汉明帝时，“白狼……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自愿归属东汉。白狼王还命人作诗三首，合称《白狼歌》，献给东汉皇帝。因此，所以白狼国就是猃狁国的变种，白狼王则是猃狁的后人，而白狼族就是崇拜白狼，并以白狼为图腾的部族。白狼国的存在，也可以证明猃狁所崇拜的白犬很可能就是白狼。据史料记载猃狁族极为野蛮凶悍，据史书记载猃狁的母族——古羌族也崇拜犬图腾。《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卷里说：“在唐朝初年有‘白简、白狗羌并遣使入贡’，而且，唐还‘以白狗等羌地置维、恭二州’。”这说明古羌族也崇拜白犬。实际上，从民族归类上看，猃狁族就是西羌族，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羌，西戎牧羊人也。”因此，猃狁就是西羌，西羌包含猃狁。那么以上所说的“猃狁”、“白狗”和“白狼”等族就都是西羌族。由此可以断定，西羌族是以白狼或白犬为图腾的游牧民族。所以今天蒙古族和羌族中崇拜狼图腾的部族全是猃狁的后代。
兹氏县：秦为太原郡之兹氏，西汉置兹氏县，属太原郡。《汉书·地理志·并州》：“太原郡，领县二十一。”在汾州府境者：兹氏、京陵、中都、邬、界休。兹氏，汾阳县境。
庙讳：庙讳(miàohuì)在位的君主必须避讳其类别大致有：改姓氏、改名字、改地名、改官名、改物名、改书名、改干支名、改方药名、改常语。
乾隆志的评注大致说了一下几点：其一，“尹吉甫北伐猃狁驻兵于此，筑西北面”所谓西周建成是谬传；其二，汉代的“平遥城”在今天的文水境内，北魏迁至京陵城西，故城（平陶城）仍在县境，后来割入文水县。今天的平遥县起于北魏，因其庙讳改陶为遥，所以，《魏书·地形志》说：“平遥有京陵城和平遥城”其所说的（平遥城）是指平陶古城。
近代学者平遥文史研究前辈石生泉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篇关于平遥城的考文，抄录如下：
日前得读《山西日报》一文，言说平遥城池“始建于明洪武三年”。以此一言引起考证，书之于后。《大清一统志》一百零五卷·古迹，金陵故城，在平遥县东，汉置县，后汉改置平遥县，城遂废云。说明了后汉时移京陵县于此地，将京陵旧城作废，此地为京陵县也。/北魏太平真君九年，将平遥西南境之中都县迁往榆次境。从此我县称为平遥县也。/《平遥县志》所说城池云：“旧城狭小，东西两面俱低，周宣王时，尹吉甫北伐猃狁，驻兵于此，筑西北两面。明洪武三年重筑，周围十二里八分四厘，云云。此数语亦有问题，“旧城狭小，东西两面俱低”此语是指洪武三年以前言之。至于“周宣王时，尹吉甫北伐猃狁，驻兵于此，筑西北两面”，周宣王时，迄今有二千八百余年，绝没有此时记载也！乃是修县志者想想语。顾炎武先生有证明尹吉甫至太原之考证。/再研究“十二里八分四厘”之说。明隆庆三年，县令岳维华修城碑记云：城周围九里十八步。万历初年，孟一脉修城碑记云：十二里有奇，云云。以此证之，洪武三年县城绝无十二里八分四厘也。西北两面之筑，乃是万历时修城扩大之也。老年人有传说：“西城先有五道庙”；北城墙在今火神庙一条街。予早年步过，下东门至清虚观四十五步；南城至二郎庙一百余步，知此二面城池未改移也。下西门至五道庙，二百数十步；北城墙之火神庙街，二百大几十步。北城往西及西寺庙后之空地甚多，乃就是迁出城之所留下之空基地也。在证明，尹吉甫平猃狁到平遥和太原之足迹。《日知录》所载“太原”在卷三，以《诗经·小雅》语：猃狁内侵，至于泾阳，薄伐猃狁，至于太原。顾炎武先生说：先求泾阳所在，而后太原可得而明矣。《大清一统志》二百零一卷，甘肃省平凉府古迹志“太原”完全录之《日知录》，故予不再录也。/《大清一统志》卷二百零一卷：平凉府古迹“太原”，在固原州境。顾炎武《日知录》云：诗薄伐猃狁，至于太原。毛郑（汉代人毛长、郑康成）皆不译其地，其以为今太原阳曲者，始于朱子，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太原者多矣，若此诗先求泾阳所在，而后太原可得而明也。《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泾阳县，郡县志原州平凉县，本汉泾阳县也。然则太原当在今之平凉原州。后魏立为原州亦是取古太原之名耳，计周人之御猃狁，必在泾原之间，若晋之太原，在大河之东，距周京一千五百里，岂有寇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一统志曰：然《日知录》之说，深合地理，故备录之。又按泾阳既在今平凉，则太原当在今固原北界，猃狁内侵，至于泾阳，吉甫逐之，则至太原，泾阳为内地，而太原为边境也！/年6月26日
清·乾隆三十六年《汾州府志》（平遥卷）卷一·（沿革）这样记述平遥县的建城史：春秋时，晋地。
评注：······今按：降州北二十里有九原山，和顺县西北五里又有九原山，忻州西有九原岗，地志皆援《国语》、《礼记》之文。考汉增陵事，因《左氏春秋》，其处者为刘氏，而推本于士会。汉犹近古，以士会之葬在此，或未尽无稽。且与士会之食邑在随地相比近，则赵子文与叔向所逰，宜击于此也。《明一统志》引《城塚(zhong)记》云：“京陵城，周宣王北伐时筑。”此徒传合《小雅》“薄伐猃狁，至于太原”，而为是说。《水地记图注》曰：“猃狁入寇，由焦、获、镐方而至泾阳。王师逐之，当由泾阳追至太原，仍军于镐，平定后乃归。故下云：‘来归自镐，我行永久’”泾阳，汉为安定郡朝那、泾阳之地，今平凉府平凉县也，在周京西北六百余里。而焦、获、镐方又在其外，太原又在焦、获之外，或以为今固原州，以地望考之不远，州在平凉府西北百七十里。焦、获、镐方三地，宜在此百余里间。孔冲远以郭璞《尔雅注》“池阳之瓠中”，当此诗焦、获是直逼周京矣，非也。自宋而后，更以晋太原为此诗所云太原者，不察二地相距东西前有余里。顾炎武《日知录》云：“《国语》宣王料民于太原，以其地近边，而为御戎之备，必不料之于晋国。《汉书》贾捐之言，秦地南不过闽(min)越，北不过太原。若晋阳之太原，则其外有雁门、云中、九原，不得云不过也。”顾氏援《国语》及贾捐之言，据证详审，周宣王北征之迹，无由在平遥县甚明。然《春秋·昭公元年》“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太卤”，晋攘地始北至太原。宣王时，非晋境也。“晋国”字，盖偶失检。
乾隆三十六年《汾州府志》平遥卷·图考·平遥县山川图
乾隆三十六年《汾州府志》平遥卷，根据《清一统志》最后认定和顾炎武先生的考证：“顾氏援《国语》及贾捐之言，据证详审，周宣王北征之迹，无由在平遥县甚明。”给出了最后的结论：
一·谓“尹吉甫北伐猃狁驻兵于此，筑西北面”，传合之谬。
二·今县盖起于北魏耳。
由考证可知：从北魏太平真君九年（）算起，至今（）年，平遥建城距今有一千五百七十二年的历史。
明·万历版·崇祯增刻《平遥县志》·图考·平遥县城图
康熙十二年《平遥县志》·图考·平遥县城图
康熙四十六年《平遥县志》·图考·平遥县城图
光绪八年《平遥县志》·图考·平遥县城图
年《平遥古城志》图录·明代平遥县城图
附录1：周宣王，周厉王之子，中国周朝第十一位王。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宣王在位时间定为前年至前年，在位46年。汉族，姬姓，名静（一作靖），死后被追谥为世宗。厉王时国人暴动，大臣召穆公虎将太子静隐藏在自己家中，被国人包围。召公以己子代替太子，使太子得以脱身。共和十四年（前年），厉王死于流放地彘（zhì），今山西省霍州市，大臣拥立静为王。宣王即位后，整顿朝政，使已衰落的周朝一时复兴。宣王的主要功业是讨伐侵扰周朝的戎、狄和淮夷。宣王四年（前年），秦仲为大夫，攻西戎，被杀。宣王又命其子秦庄公兄弟5人伐西戎，得胜。五年，宣王与尹吉甫一起伐猃狁（即西戎）于彭衙（今陕西省澄城县西北）。尹吉甫在征猃狁战争中率师直攻至今甘肃省镇原县一带，迫使猃狁向西北退走。
附录2：《庆阳县志》大事记·周说起古大原，很多人会以为是今山西省会太原市的前身，事实上指的是今固原市境内的古大原城，也可以说是固原古城的前身，得出这个结论是有充分根据的。
大原地名的出现：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产生于周代，时间断限大约上起于西周初年，下迄于春秋中叶（公元前11世纪～前年）。《诗经》中有一首诗，题为《六月》，这首诗共六组，是一首叙事诗，其内容为赞美周宣王派大将尹吉甫北征游牧民族猃狁而大获全胜的故事。诗中有“薄伐猃狁，至于大原”两句。
诗歌只是文学创作，而历史上有没有这场战争呢？查《汉书·匈奴传》，确有所谓“宣王中兴”的记载。传曰：“至懿王曾孙宣王，兴师命将及征伐之，诗人美其大功，曰：‘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是时四夷宾服，称为中兴。”而且这条史料并不是孤证，因为在《汉书·韦玄成传》中也记道：“周室既衰，四夷并侵，猃狁最强，于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诗人美而颂之曰：‘薄伐猃狁，至于大原’”。不同时代的文史互为印证，说明《诗经·六月》所述这次战争是符合历史真实的。那么诗中所述故事和地名也应当是可信的，也就是说周伐戎人确实曾打到了“大原”这个地方。
猃狁在何方？大原是在征伐猃狁的战争中，周军所到达地方的地名，只要查清猃狁的活动范围，也就等于找到了“大原”的地点。在中国的史书中，对于北方游牧民族的称呼，是随着时代不同有不同的称谓，大约在尧舜时代以熏粥呼之，禹夏时代以淳维呼之，殷商时代以鬼方呼之，西周时代以猃狁呼之，战国时代以犬戎呼之，秦汉时代才普遍改称为匈奴。
史书中又往往统称为胡、夷、狄、羌戎、翟戎（戎狄）等，这些统称似乎是将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涵盖在内。但是从史料上分析，因《史记》记载了“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后汉书》也记：“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河关之西南羌也是也。”文中所提到的“三危”，历来被史学家认为在今敦煌市境内，而“河关”即指金城郡（今甘肃兰州地区）。另外，还有姜姓之居地在姜水一带（即今陕西宝鸡地区）的说法。近代学者顾吉刚认为在秦岭，但仍不越西北范围。所以古史一般认为羌戎之先“居西土”，故在其部族称之前都加一个“西”字而称之为“西戎”、“西羌”，对这些部族的讨伐，也都称为“西征”。
那么，羌戎的居牧地是否在西部呢？又具体在什么地方呢？史书有无比较明确的记载呢？
经查《史记》在追述周先祖的历史时，说该部落的先祖后稷因“失官”，在夏后氏末年“奔戎狄之间”。后稷死后由儿子不窋继统，居住在“不窋故城”（今甘肃庆阳境内），后不窋孙子公牛又“邑于邠”（邠，又作豳，今陕西旬邑境内），再后传至公牛嫡孙古公亶父时，因受到戎狄的侵扰，才举族南迁到岐山下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境内）。这段历史告诉人们，因周先祖后稷和不窋族众是生活在“戎狄之间”的，因而才免不了受到戎狄的侵扰。不窋故城和邠邑都在今陕甘交界地区，则与之毗邻的戎狄也应居牧于这一地区。所以殷商称他们是“西落鬼戎”（《竹书纪年》）。
《后汉书·西羌传》还记录周穆王时，曾“西征犬戎……遂迁戎于大原”。
《史记》和《汉书》也都有此事的记载，并记得更加具体，说是“放逐戎夷泾、洛之北”。
以上三史互参，大原即在“泾、洛之北”地方。此地既不靠近周京，时时受到侵扰，又不能距周太远，从而失去就近控制的作用，所以选择泾、洛之北，即今六盘山地还是恰当的。
大原在何处：《诗经》的另一首《出车》诗中，还有“天子命我，城彼朔方”的句子，读后可知，周军在征服了猃狁之后，又于此地筑城镇守，这个城建在朔方。所谓朔方，就是在周京畿（今陕西关中地区）的北方。从史料分析，“大原”、“泾洛之北”、“朔方”，三者所指应是同一个区域，而大原则是这个区域中的一个点——大原城。但是关于古大原在西北的经络之北这一观点，却有过很长时期的误解，自从宋代大文人、著名理学家朱熹在批注《诗经》时，把古大原指在阳曲县（今山西太原）之后，古大原城就与古太原城画上等号了。直到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首先对朱熹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他在其名著《日知录》中说：“以为今太原阳曲县者，始于朱子，而愚未敢信也。”他认为要考定古大原，“必先求泾阳所在，而后太原得而明也。”查夏、商之时，史书在记录中原王朝征伐戎族时都使用征“西戎”、“鬼方”和“西落鬼戎”的文字。因为夏、商都城都在今河南省境内，戎在西北且距离很远，故称“西戎”和“鬼方”（鬼方即远方），如果所征伐的戎人在今晋地太原，从今河南省过黄河就进入晋界，相比之下并不算遥远，而且位在豫省的北方，就该称“北戎”了。到周代，因周幽王被戎兵攻杀，其子周平王才不得不迁都，从镐京移都雒邑（今河南洛阳境内）以避西戎的威胁。也说明戎部落的活动中心大原在周京的西北而不在东北。如果在今太原，周迁都洛阳不是更加靠近戎方了吗？所以顾炎武持太原在“泾阳”之说是正确的。
从方位上来说，泾阳，系指泾水之北。《春秋糓梁传》曰“水北为阳，山南为阳”，这是我国古地学约定俗成的通例。它与史书所记商周时，犬戎已被迁赶到“泾、洛之北”的大方位是一致的。再从地名上来看，泾阳为古县名，在今甘肃省平凉市和宁夏固原市之间的泾水之北，属安定郡（今宁夏固原原州）的辖县。将以上区域与地名两相结合，就是中原政权征伐的地区，换句话说，征伐所筑的大原城也就在泾阳县境内。
这不仅仅是一种分析，在同时代的《诗经·六月》诗中也是这样叙述的。诗曰：“猃狁匪菇，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再以史文相互印证，古大原城的地点就清楚了，在泾水之北（阳），在古泾阳城之西北。这样的定位当然就把坐标定在今固原地区了。所以《清一统志》最后认定，“此大原在今甘肃固原北界”。难怪当代许多著名学者如郭沫若等都持“固原说”了。
“大原”的涵义：大原，亦即太原。在我国上古时代，文字创造还很有限的情况下，为了交流的需要，就出现多字通用、假借的惯例，这些字被称之为“通假字”。古文中先只有“大”字，而后才有“太”字。如《春秋》中的“大子”，《尚书》中的“大誓”，《战国策》中的“大王王季”和《史记》、《汉书》中的“大上皇”、“大后”等，本来都不可读作“太”字，是后人才把它读为“太”字的，或者干脆就将书中的“大”字改为“太”、“泰”二字。所以《诗经》中的“大原”也同样被后人读作“太原”，也就出现了“大原”与“太原”相混淆，以今太原代指古大原的错误。
大原，其涵义是什么？据《尚书大传》解：“大而高平为大原。”所谓大，是形容面积广，体积高厚，容量多；而原，则通常指原野，或形容地貌，对地势广平或高而平的地方称为平原、高原。高平，当然就指地势既高又平的地方。固原地区位于黄土高原上，由于亿万年的风雨侵蚀，山洪冲刷和大自然风化，形成了许多深度切割的大塬，这是西北黄土高原上特有的地貌特征。大塬高而平，人们在塬上建房、筑城、种地，往往以某塬、某崾崄、某峁为地名。固原的地名继大原城以后，汉代称高平城，南北朝称平高城，隋唐改称原州城，明代在废墟基础上恢复重建，改名为固原城。而且“固原”二字也是依“古原州”、“故原州”的转音而得到的新名。
可见，这座古城的名字不论如何变更，却自始至终与大原的本义不离不弃，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因为大原才是这座古城的根和初名。所以顾炎武在《日知录》的“大原”条下解释说：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
史书对今山西省太原是否也有这样的记录呢？查《春秋公羊传》有一段记载曰：“晋荀昊帅师败狄于大原。此大卤也，曷为谓之大原？地物从中国，邑人名从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隰。”这部形成于战国时代的儒家经典著作，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作者首先记录了晋师败狄于大原的史实，然后又对其中的地名提出质疑，认为晋师败狄应在“大卤”，为何记成“大原”呢？这是把京畿的地名与诸侯国的史事相混淆。接下来作者解释道“上平曰原，下平曰隰”。马融在《集解》中也说：“上谓原，下谓隰。”所以《公羊传》的作者认为：此处的大原，应改写为“大卤”。卤，是低平潮湿，水流不畅地方所形成的盐碱地貌特征；隰，也是指低湿的地方。这与晋省太原城，位于太行山、吕梁山两大山脉之间，汾河河谷的低而平谷地的地形也是相符合的。
综上所述，结论就出来了，此大原非彼大原也。古大原，可书写为太原，亦可读音成太原，它是宁夏固原古城的前身，与晋省太原城没有承传关系。千年之误应予纠正，以正本清源，还历史的本来面貌。
庚子·夏月·於平遥涵瓦斋
特别鸣谢：平遥古城专家委员会专家郝新喜先生担任本栏目文化顾问
参考文献：
清·乾隆三十六年《汾州府志》·平遥卷三晋出版社
《悦书杂记》石生泉
《庆阳县志》年9月第1版甘肃文化出版社
《朔方集》吴忠礼宁夏人民出版社
作者简介：邓晓华，年生人字·卣言，言容堂主人，涵瓦斋主，手工艺人，传统文化学者，晋中市社科联研究员、“平遥古城特别贡献奖”获得者。自幼受家风熏陶，热衷文化，喜收藏鉴赏，琴棋书画无所不好，对地方志史、晋商票史及民俗谱牒皆有涉猎，幼习篆刻，工于传统手工艺的研究、复制，沉迷考据、考证，金石书画、摄影等，所藏平遥瓦当二千又三百余方，战汉瓦当二百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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