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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周营村，大兴区朱庄乡辖村，位于黄村镇东南24公里。明已成村，永乐年间由山西省绛县移民建村，名为绛县营，后来因姓得名改称周家村，今简称周营。
京郊山西绛县移民村周营村
一串地名揭开移民传奇北京市大兴区有条河叫凤河，相传是供帝后妃子垂钓的河，所以叫凤河。凤河长约50里，在大兴流经5个乡，两岸星罗棋布数十个村庄，沿河边一路走去，能看到村子里成排的平房，以及连接各村并不太宽却很平整的道路，完全是北方普通农村的样子，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
从青云店镇的石州营村开始，包括长子营镇、采育镇，一直到凤河营镇，细心的人会发现很多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庄，几乎小二十个，诸如孝义营、霍州营、解州营、潞城营、黎城营、沁水营等等，不一而足，而不以山西地名命名单以“营”说的村庄，更是不可胜数，当地有两句俗谚，一是说，“五台八庙七十二连营”，另一句是说，“山西多少县，大兴多少营”，稍显夸张，但也部分符合事实。
地名的命名素来不会随意，总有其地理或历史的原因，这么多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庄，说和山西没有关系，那是说不通的。当地人都说，他们都是明朝山西移民的后代，先祖迁徙至此，为解乡思，为志故土，就将所居之地以家乡名字命名。
关于姓氏：祖上来自绛县周家庄？通常来说，类似李村、刘家庄等以姓氏为名的村落，村中李、刘多为大姓。但在现在的周营村，两百多户人家中姓周的却只有几户，村中大姓实为索、王、白等。这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周营村名从何而来？
其实，周营原名绛县营，和附近的潞城营、蒲州营、沁水营等村落一样，它也是因明初由山西移民迁入而得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尹钧科指出：“元末明初，社会动荡使北京地区人口大量减少，地旷人稀。为充实北京地区的人口，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增强防御实力，明初便有计划地从地少人稠的山西等地向北京地区大量移民。当时安置这些移民时，以移民原籍各州县为单位而编为一营。大概是为了表示纪念移民，寄托怀念故土之情，便将原籍州县之名也带来，作为新建立的营村之名。这就是凤河两岸包括绛县营在内的许多村庄，以山西省某些州县命名的原因。”
据《北京百科全书（大兴卷）》记述：“周营：明永乐年间山西绛县移民来此建村，原称绛县营，后因周姓得名周家村，今简称周营。”周营因周姓而得名，但“周”从何而来？如今的周营村民皆无所知，村中老人也并不记得周姓曾为村中大姓，即使是周姓人也已说不出所以然。
山西省绛县文物旅游局局长柴广胜
对此，山西省绛县文物旅游局局长柴广胜给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绛县在汉朝时是周伯的封地，绛县有一个比较大的村子就叫周家庄，村中80%以上的村民都姓周，传说就是周伯的后代。因此，我推测当时大部分迁入周营的村民可能就来自周家庄。”
大兴区政协文史办退休干部李丙鑫也认为，绛县营的改名可能是因为过去周姓村民较多，或者有周姓人家为村中大户。“但历史的发展往往就是这样的，显赫的姓氏或家族可能慢慢就走向衰败，人口的构成也会发生变化，就像有时候我走访的村庄叫李庄，但村里一个姓李的也没有。”而在京南大兴这些村庄中，人口构成的变化可能还会受到后来的政治经济因素，比如清初圈地的影响。
方言与饮食：日常生活中的山西特质虽然现在的周营已不能像蒲州营、沁水营那样，使村民可以直接联想起自己的村庄与山西存在的种种关联。但通过口耳相传，大多数村民却都知道周营人是从山西移民而来，而关于更确切的祖籍晋南绛县，却只有少数老人还约略知道。
91岁的王维城是目前周营年龄最大的老人
91岁的村民王维城是目前周营年纪最大的老人，他记得以前村里有两座庙，称为东庙和西庙，庙里的大钟上就记载着村子移民自山西绛县，以前叫做绛县营。但“这两座庙在‘文革’期间就被拆掉了”。
不过，说起周营人来自山西，很多村民都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到蛛丝马迹。王维城的儿子王先生记得过去祖父给自己念小人书时，总是将“我们”念成“额们”，祖父说话与山西方言有不少相似之处，到了他父亲这代才真正变了口音。但直到现在，村里人还会说“夜儿个”（昨天）这样的山西方言中的词汇。
“与山西人一样，我们也爱吃醋，爱吃手擀面、刀削面，超市里的售货员都说我们村的人最费醋。”村民王女士说，过去每年阴历七月十五，村民们还会发面，用面捏成羊、猪等十二生肖，蒸熟后拿来上供，上完供人就吃了，小时候家家的小孩都拿着吃，看谁家的小动物最漂亮，“我的母亲捏小动物非常像，我跟她学过，但捏得没她好”。
除了捏小动物，王女士回忆过去每年家家户户都要做豆豉酱，现在也还有人做：“人们让馊馒头长毛，然后晾干，和豆子放一起用碾子碾碎，发酵后做成豆豉酱。”
对于周营人这些饮食习惯来源于山西的说法，山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高春平在接受采访时也倾向于支持和肯定：“山西绛县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饮食特色就是花馍，每逢孩子满月、庆寿、过年的时候人们都会做花馍，清明节、七月十五的时候也会做了上供。花馍造型主要是十二生肖，根据场合不同，花样有很多。周营人做花馍可能就是绛县移民迁入带来的风俗习惯。”此外，做豆豉酱也可以体现出山西人的饮食特点。“山西人善做酱，豆豉酱、面酱等等，过去山西运城人就在北京开过一些酱味食品店，对北京的饮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高春平说。
现在周营的很多村民都没有去过山西，不少老人就在村子里生活了一辈子。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很少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中还带有一些山西乃至绛县的特质。
民间花会：最后的耍坛子技艺定格在相机镜头中除了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明初迁入的山西移民可能也为周营带来了独特的民间艺术。周营一带曾流传着一句话：“周营的坛子，车固营的叉，北蒲洲的大鼓没人夸，神驹的狮子满街爬。”周营的坛子会在当地一度非常有名。
《凤河岸上长子营》主要作者、《大兴报》总编辑卫东海认为：“坛子会是明朝山西移民时流传到长子营的，至今已有多年的历史。周营村的坛子会是当时人们为了强身健体自发组建的，农闲时节及茶余饭后，会员们就会自发到村子的空地聚会、练习。”传说，在明清时期，周营的坛子会还曾进皇宫表演。
87岁的李大爷正在指点周营村委会白主任演示耍坛子的动作；李大爷曾是周营坛子会的骨干，现在是唯一在世的传承人
在村里老人记忆中，坛子会最兴盛的时期要数至年，那时会员曾达到30余人。而现在，今年87岁的村民李大爷已是坛子会唯一在世的传承人。李大爷说自己十七八岁就入会了，因为“好这个”，但“耍坛子不好练着呢，那时在会的人不少，但真正能耍的没几个。耍坛子时要把几十斤的坛子从胯下或背后扔起来，顶到头顶上，还分顶坛子的口棱还是底棱”。
李大爷强调，耍坛子前要苦练基本功，最初练习时要在头上顶块几十斤重的石头做深蹲动作，经常累得晚上上不去炕。李大爷摸摸自己的头顶笑着说，由于苦练基本功，很多人的头顶都会有一块地方磨得溜光，不长头发。
坛子会没有固定表演场所，每逢正月十五、二月二、三月三、五月初八等重要节日，多是应附近村庄邀请前去义务表演。
但如今，村民们再也看不到坛子会的表演。由于训练艰苦，现在的年轻人已没人愿意学习，过去有一些爱好者最终也没能练出来。周营的耍坛子技艺正面临失传的窘境。
“以前坛子会还经常出去走会，表演用的大坛子上都有彩绘图案，好看着呢。我的坛子一个都没坏，但后来都找不到了。”在周营村委会大院里，87岁高龄的李大爷拿着一个普通的小坛子比划着“怀中望月”的动作，将这项从山西传入的技艺定格在相机的镜头里。
山西省绛县文物旅游局局长柴广胜也表示，在绛县当地，也已找不到类似的花会或技艺的踪迹。
村落档案：周营，隶属于大兴区长子营镇，原名绛县营，因明永乐初年由山西绛县移民迁入而得名。一说村中居民多周姓，后改名周营。该村坛子会明清时期曾名噪京南。目前，村中住房多为上世纪70年代所建平房，居住区东西向三条主路，南北向十三条小路，均为水泥路，规划工整。现有村民户，共计多人。以农业为主业，粮食和蔬菜种植约各半。年轻人多在亦庄等地打工。
链接：绛县，位于山西省南部。绛县史称古绛，是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曾在此建都。明洪武初年，属平阳府绛州。现属运城市。
白天，周营街上基本上只有老人和孩子，很难看到年轻人的身影
北京声音：移民安置地点空旷适当保护移民利益尹钧科，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史料中关于明初在大兴的山西移民的生活情况记载比较少，但我认为当时的移民不存在不好融入当地生活的问题。首先安置这些移民的地点都是比较空旷的，政府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护这些移民的利益，比如给予一定的经费来落户。不过，移民生活存在一些困难也是肯定的，因为当时是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移民不得不舍弃很多日常用品，到北京后再置办。
明初时，政府设有上林苑，监辖良牧、嘉蔬、蕃育、林蘅四署。大兴东部凤河两岸的移民村庄就属于蕃育署，他们为皇家养殖鸡、鸭、鹅等禽类。而在顺义西北，也有一批明初从山西迁来的村庄，这些村庄属于良牧署，为皇家掌管牧养马、牛、羊等。在顺义这些村庄中，有一个绛州营。明代时绛县属绛州。现在绛州已改名为新绛，与绛县邻近。
山西声音：明初晋南移民减轻了人口与土地矛盾高春平，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元末明初的战乱使得北方人口锐减，但由于晋南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所以基本没有受到战乱的影响。明朝初期山西的人口已超过河北、山东两省人口之和，加之山西人稠地窄，由山西向北京移民也就成了必然。客观上讲，这次移民对山西的影响并不大，而且由于山西地少人多，移民还减轻了人口与土地的矛盾。
坐在周营村口休息的老人
由于山西和北京两地的民众对于这次移民大多是口耳相传，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相关情况有所了解的人会越来越少，记忆也会逐渐淡漠，这都是正常现象。但从民族文化寻根的角度来讲，人们应该追忆其来龙去脉，像东南亚、港台等地人士都很注意对家族发展寻根问底，而大陆的居民随着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心理认同感的增强，也可能会重视对自身的追根溯源。
新“移民”“”未来将积极发展南果北种白绍文，周营村委会主任
周营原来有东庙和西庙，庙内有石像，后来东庙正殿做了磨坊，配房成了学堂。西庙也做过学堂，后来成了仓库。在“文革”后期，这两座庙都拆掉了，现在已没有任何痕迹。周营村的树林里还有翰林坟，坟地规模不小，还有石墓门，小时候我们经常玩摸石门的游戏，眼睛蒙上布，从五到十米的距离直走去摸石门，奇怪的是石门虽然四五米宽，但还是经常摸不到。如今翰林墓只剩下了圆形的墓体，不再被人注意。
周营种植园中的香蕉。村里未来将积极发展南果北种
现在周营仍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主要种植粮食作物和蔬菜，但周营的土地比较少，传统农业并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现在，周营村边已建有京南最大的南果种植园，种植有番石榴、杨桃、番荔枝等优质南方水果。未来，我们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发展南果北种，集观光、采摘、餐饮于一体，开发旅游项目。周营发展南果北种项目的优势是距离高速公路较近，而且沙质土壤对番荔枝的种植非常有利。我们希望能借助这个优势做好停车、餐饮、住宿等相关配套服务，动员村民开设农家院，搞一些特色种植。
记者手记：淡漠的记忆与隐性的基因从外观来看，周营是一座上世纪70年代后重新建设的整齐、干净的村落，加之村名的更换，在这里已完全看不到历史留下的痕迹。同样，家谱在“文革”中被毁，以及祖辈流传下来的关于移民历史的记忆和说法甚少，这都使得周营的村民对这段历史也非常淡漠。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更愿意称自己是北京人。几百年的时间已经让这个村落完全融入到北京小平原这个新的地理环境之中。
周营村东口，有村民正在凤河边捕鱼
然而，隐性的基因是无法轻易抹去的。周营的村民在说一口京腔的同时，也不自觉地保留着一些山西的特质，只有当这些特质被刻意提起时，他们才会意识到自己也许流淌着一些源于山西的血液。
有村民说寻根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已经在这里找到了归宿，没有任何想去山西绛县寻根的欲望，而且即使到了绛县，又能寻找到什么呢？但也有村民表示，过些年他也许会去绛县走一趟，回顾一下这段历史，把自己知道的故事讲给孩子听。自然，六百多年过去，如今山西移民后裔早就成为纯粹的北京人，满口的京韵京腔，但中国人素来就有追根溯源的文化传统，在很多人心里，山西并不是离自己很远的一个不太发达的省份，更不是地图上一个枯燥的名字，而依然是，老家。
绛县人怎么才能每天都收到这种文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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