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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召伯有成，王心则宁。
诗经小雅《黍苗》第五章，大意是：高田低地已修平，井泉河流已疏清。召伯治谢大功成，周王心里得安宁。
《毛诗序》：“《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泽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
《笺》：“陈宣王之德、召伯之功，以刺幽王及其群臣废此恩泽事业也。”
朱熹《诗集传》：“兴也。宣王封申伯于谢，命召穆公往营城邑，故将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诗。言芃芃黍苗，则唯阴雨能膏之。悠悠南行，则唯召伯能劳之也。”
朱熹《诗序辨说》云：“此宣王时美召穆公之诗，非刺幽王也。”在诗经文本中也能找到明确的佐证，如“肃肃谢功，召伯营之”，这里所述“召伯营谢”一事发生在宣王鼎盛时期。经过几十年的徐图中兴，周王室有了一段复兴的大好岁月，为了加强对南方各族的有效管控，宣王封其母舅申伯于谢，并命召伯带领徒役之众前往经营谢邑。如此，《黍苗》一诗当是记述随从召伯建设申国的士役，在完成任务于归途之中的歌唱。
周宣王既是一位中兴之君，也是一位风雨之君。他是在其父周厉王出逃并死于彘（今山西霍州市），整个周王朝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即位的。《史记·周本纪》“宣王即位，二相辅之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在其执政的四十七年中，宣王“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史称中兴。作为一代中兴贤君，周宣王重用了一批贤能之人，如仲山甫、尹吉甫、方叔等，还有一位就是诗中提到的“召伯劳之、召伯营之、召伯成之”的召穆公召虎，他是“宣王中兴”不得不说的一位文武双全的贤才。
这位召穆公，就是史上“道路以目”、“周召共和”、“国人暴动”、“防人之口，甚于防川”等众多典故和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同时，他还是中国历史上“狸猫换太子”的第一人，不过他失去的不是狸猫，而是自己的亲生儿子。
“国人”一词可不是现代称谓，这是一个古老的词汇，而且是特指住在“国城”之内的人，算是古代的城里人，与野人、郊人等相区别。先秦史籍中，还不曾用“平民”一词，而“国人”一词习见。《周礼·泉府》：“国人郊人其有司。”贾公彦疏：“国人者，谓住在国城之内，即六乡之民也。”可见，古“国人”乃谓国都里面的人们，而非现在所讲的全国所有民众。
公元前年，因不满周厉王的暴政，镐京的“国人”集结起来，手持棍棒、农具，围攻王宫，要杀周厉王。周厉王下令调兵遣将。臣下回答说：“我们周朝寓兵于国人，国人就是兵，兵就是国人。国人都暴动了，还能调集谁呢？”周厉王带领亲信沿渭水河岸逃离镐京。不知是有意还是着急，年幼的太子被留在了国都。
国人攻进王宫，没有找到周厉王，便转而寻找太子姬静。召穆公将姬静藏了起来，国人围住召穆公家，要召穆公交出太子，召穆公被逼无奈“乃以其子代王太子”。《竹书纪年》记载：“（国人）执召穆公之子杀之”。召穆公保全了太子，却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史记·周本纪》：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召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也。今杀王太子，王其以我为雠而怼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雠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
暴民们以为杀掉了太子，稍稍平息了一些怨恨，在周定公、召穆公的劝解下，才纷纷离去。此时宗周无主，周公和召公根据贵族们的推举，暂时代理政事，重要政务由六卿合议。这种政体，史称“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史记·周本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而《竹书》和《吕氏春秋》等史书则提出了另一种观点，即所谓的“共和行政”是共伯和由于素有贤名，在厉王出逃无人执政的情况下，被众人推举为王，代行国事。到底哪一种说法准确呢？这恐怕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所谓的历史真相如一个又一个的谜团，留给后人不断去发现、去论证。
作为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提出的周召共同执政这一说法，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竹书》、《吕氏春秋》等先秦史书一致认为是共伯和执掌了周朝朝政十四年，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确实无法否定其中任何一种说法。
“共和行政”到底是《史记》准确还是《竹书》准确没有定论，但有一件事情却是可以肯定的，中国的历史从“共和元年”即公元前年开始，便进入了有准确纪年的阶段。
在准确纪年之前的那段日子里，周厉王横征暴掠，召穆公姬虎曾多次劝谏周厉王不要施加重税，不要忽视民怨，不要堵塞民众的言路，周厉王不仅不从，相反还启用了卫国的巫士来帮助自己执政，专门在民间收集不当言论，凡是有非议朝廷的，一律格杀勿论。一时间，国人们相互见面都不说话了，只是确认一下眼神，你怎么样，最近尚好？用目光表达问候。《史记·周本纪》：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当然，说到周厉王和召穆公，最著名的还是君臣二人之间名垂史册的那段对话。后来被中国史学的开山鼻祖、被誉为“百家文字之宗、万世古文之祖”的左丘明记录于《国语·召公谏厉王弭谤》一文中：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曚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这是一段彪炳史册、千古不朽的文字，至今读来历久弥新。
周厉王残暴无道，老百姓纷纷指责他的暴政。召穆公告诉厉王说老百姓已不堪忍受暴政了。厉王听了勃然大怒，找来一个卫国的巫师，派他暗中监视敢于指责自己的人。一经巫者告密，就横加杀戮。住在国都的人都不敢随便说话了，路上相见，以目示意，不敢交谈。
当知道国人们不敢再议论国事的时候，这位周厉王非常得意，告诉召穆公说我能制止毁谤了，老百姓再也不敢吭声了。
召穆公说是的，你这样做确实堵住人们的嘴巴。可是，阻止人民说话的危害远远超过了堵塞河川的危害。河川因堵塞而造成决口，会伤害很多人。这跟堵住老百姓的口不让说话是一样，后果很严重。治理河川只能疏通河道使它畅通，治理民众只能开导他们并让他们畅所欲言。所以君王处理政事，让三公九卿、各级官吏进献讽喻诗，乐师进献民间乐曲，史官进献有借鉴意义的史籍，少师诵读箴言，盲人吟咏诗篇，有眸子的目盲者诵读讽谏之言，掌管营建事务的百工纷纷进谏，平民则将个人的意见转达给君王，近侍之臣尽规劝之责，君王的同宗都能补其过失、察其是非，乐师和史官以乐歌、史籍谆谆教诲，年高望重的前辈再修饰整理，然后由君王斟酌取舍，付之实施。这样，国家的政事得以实行而不违背常理。人人都长有一张嘴，就像土地上有山水，社会的物资财富全靠它出产；又像高原和低地都有平坦肥沃的良田一样，人类的衣食物品全靠它产出。有嘴就要允许说话、发表言论，政事的成败得失就能表露出来。人们认为好的就尽力实行，认为失误的就设法预防，这才是增加衣食财富的途径啊。人们心中所想的通过嘴巴表达，他们考虑成熟以后，就自然流露出来，怎么可以堵呢？如果硬是堵住老百姓的嘴，那赞许的人还能有几个呢？
《国语》以记言著称。这篇文章便是以记言为重点。召穆公所谏之言，语语精警，从言止谤有害，言听政全赖民言，斟酌而行，到宣民之言，实际上于当政者有利，循序渐进。民众之言，如川之水不可变，也决不能壅，否则会积少成多、集腋成裘，酿成大患。“回抱防川之意，融成一片，惊健绝伦。”这篇短文，我们不仅需要细察“立言层节”，更重要的是，要牢记耐人深思的警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防民之口”不仅使下情无法上达，错误的政策得不到纠正，加剧社会矛盾。更可怕的在于虽然民众口上不说，但心里却充满了仇恨，只要社会矛盾到达临界点，大规模的暴乱必然爆发，给社会生产力造成极大破坏。正可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能忍受暴政的民族，但也是爆发起义最多的国家。
说到这里就会有一个问题，一方面我们说，民言不可阻，民意不可挡，民志不可摧，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是深刻的历史教训，只有察民情、尊民意、散民志，当政者オ不会有覆舟之患，国家才得坚强稳固，社会才能繁荣昌盛；另一方面，我们又说“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沉默的大多数”的人的命运也总是被少数人驱动和蛊惑，甚至说“乌合之众”集体无意识往往成为巨大的社会破坏力量，既然民言、民意、民志如此重要，那为什么又要否定群体的智慧和作用呢？又如何理解这其中的矛盾和对立？
人类在艰苦的社会化跋涉过程中，因为生存和演进的需要在民间凝结了大量的生活常识和生存智慧，如同大自然的野蛮生长和荒野生存法则一样，缄默却以生命的绽放和求生的姿态宣示着丰富而多彩的芸芸众生相。人类社会还以语言、文字、艺术、科学、宗教等打开了另一扇大门，用丰沛的情感、精湛的才艺、思想和文化的记录系统、宗教与哲学的符号系统，探索人类本身与自然奥秘。侥幸打开这扇门的钥匙就是语言和文字，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充分彻底、不受约束的社会交流，才让人类社会走向光明成为可能。
中国自古就有众口铄金、三人成虎的说法，既强调了众口言论的好处同时又警戒了人言遑论的可畏，这是有关民众言论两个不同的侧面。也成为两个不同的锋面，一个向上爬坡的峰面，在芸芸众口中产生脱颖而出的“少数人真理”，指向文明和进步的高峰，却形不成巨大的向上力量，因为爬坡是一件费力而少众的现象，因此引领登向山顶的动力和希望总是很微弱，也很慢长；另一个则是下坡的峰面，下坡轻松易得、容易形成巨大的洪流而势不可挡，这就是所谓的“群体创造了人类历史”论，“英雄人物”往往用流量效应，把坠入在集体无意识的狂欢和迷醉中的人们，带向“野蛮而无见识”的沟底。
因此，我们发现广泛的、无约束的言论土壤才会产生推动社会进步的“少数人真理”，同时，集体意识和集体言论所隐藏的迷惘和偏执又会成为少数人利用和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隐患，甚至恐怖力量。
老子的《道德经》第四十一章有这样一段话：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纇。上德若谷，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在老子看来，只有到了“士”这个阶层才有可能论“道”，所谓的上士中士和下士是老子对士大夫阶层一个简易的划分，可以理解为思想认识水平不同的群体，上士是极少数人，中士稍多，下士最为普遍。老子说，上士听了道的理论，努力去实行；中士听了道的理论，将信将疑；下士听了道的理论，哈哈大笑。不被嘲笑，那就不足以成其为道了。因此古时立言的人说过这样的话：光明的道好似暗昧；前进的道好似后退；平坦的道好似崎岖；崇高的德好似峡谷；广大的德好像不足；刚健的德好似怠惰；质朴而纯真好像混浊未开。最洁白的东西，反而含有污垢；最方正的东西，反而没有棱角；最大的声响，反而听来无声无息；最大的形象，反而没有形状。道幽隐而没有名称，无名无声。只有“道”，才能使万物善始善终。
老子在这里谈到了“闻道”的不易，从有形与无形、存在与意识、自然与社会各个领域多种事物的本质和现象中，论证矛盾的普遍性，揭示辩证法的真谛，极富智慧。同时，我们从这里也得知，真理确实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而且，历史上一切现象似乎都在说明“拥有”、“富足”、“位高”、“权重”“极端”都是“闻道”的阻滞和障碍。从传世的记载来看，大凡“闻道”之人，都是远离朝廷、隐于山林、远避声色犬马、独享幽谷无声的世外之人，而非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和帝王皇胄，比如说这里提到的周厉王，一个个风光无限却也最终湮灭于“欲望”的苦海；而围绕在这些帝王身边的权臣，却是一个个独立而特别的存在，都具有矛盾体和悲剧影的双重色彩，比如这里提到的召穆公。他们也都难以“出世”的姿态而最终“闻道”。
一定程度上，他们既是言论的引领者，也是言论的牺牲品。
佛家说：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佛家的苦修，远离尘嚣、面壁山野，在我看来，一定程度上就是要让苦修之人渐渐失去言说的能力，进而感觉、感受、感情、感性、感知等全面退化，最后“皆空”，如同出生的婴幼儿，因不会说话便元气满满，因无有所感而空灵本然，所不同的是出世之人要最终把入世之后的“经验”慢慢忘却，这便是“修行”，也是“自渡”。
回到召穆公，在《史记·周本纪》中还有一段记载：“过去天子不听我的规劝，才落到这般地步。现在我交出太子，会不会有人说我是对天子的不忠、伺机报复呢？当初我满口答应保护太子，好让王安心，现在若是交出太子，岂不是天大的不义？可是国人见找不到太子，他们一定不肯答应，怎么办呢？”他考虑再三，决定用自己的儿子代替太子，交给了暴动的人群，这才使太子没有被国人杀死。
召穆公的“不近人情”却博得了“大义凛然”的好名声。召虎与方叔，皆是宣王中兴的中流砥柱，二人常常被后世作为重臣名将的代表，合称为“方召”。召穆公牺牲自己的儿子保全了宣王的小命，这会不会就是“宣王中兴”的一个内在动力呢？
《史记·周本纪》记载：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
诗经《黍苗》中提到的“召伯”虽被确认为是召穆公召虎，但是，我们通常讲的召伯却是召虎的爷爷姬奭（音shì）。姬奭辅佐周武王灭商后，受封于蓟（今北京），建立臣属西周的诸侯国燕国（北燕）。但姬奭没有就封，而是派长子姬克管理燕国，自己仍留在镐京（今陕西长安）主持朝政。周武王死后，周成王继位，姬奭担任太保，与周公旦等共同辅佐周成王，并与周公旦分陕而治，陕地以西姬奭主管，陕地以东周公旦主管。因采邑于召地（今陕西岐山西南），故称召公或召伯、召公奭。
通常说的召公、召伯指的是姬奭，他是与周公旦同时代的人物，召虎是孙子辈，因承袭爵位故也可称召伯。
《诗经·召南》中有《甘棠》一篇，说的就是召公奭。姬奭治理陕地以西地区，很受百姓拥护，巡行乡里城邑，曾在棠梨树下判断案件、处理政事，从侯伯到庶民都得以安置，无人失职。姬奭死后，百姓思念他的政绩，怀念棠梨树而不予砍伐，并作诗称颂此事。这便是成语典故“甘棠遗爱”的由来，后世多以甘棠遗爱颂扬离去的地方官，也因此全国各地出现了多处有关“甘棠”的景点。
据《水经注》、《括地志》等记载，召公采邑之所在今岐山县西南4公里处的召亭村（刘家原村），因此，清代光绪年间当地士绅趁着西太后避难陕西的机缘，获颁赐帑银五千两建召公祠，并种下甘棠树以示纪念，旧时祠门上悬“敕建召公祠”匾额，正殿内悬“光绪癸卯御书”之“甘棠遗爱”金字牌匾，现古建都已损毁。
《全唐文》中《邵伯祠碑记》记载了古陕州重修召伯祠的经过。唐代时，长安的物资补给要仰仗黄河漕运，而陕州是漕运的中转点，地位非常重要。大家普遍认定陕州是分陕而治的地界所在。唐玄宗《途次陕州》一诗有“境出三秦外，途分二陕中”；白居易《送陕府王夫人》也有“他时万一为交代，留取甘棠三两枝。”从唐代开始，古陕州召公祠就出现在各种文献记载里。
受召公之德、“甘棠”之名的影响，中华大地上以甘棠冠首的地名据说有一百个之多，一棵棵茂盛的棠梨树也随处生长着，三月花如白雪，八月果实累累，成为一道秀丽迷人的风景。人们看到棠梨树就好像看到了召伯，寄情以树、喻人以物，纷纷歌咏以示怀念。
唐时洛阳以西寿安（今宜阳）设有驿站，也建有甘棠馆。据传，当时这里池塘苑囿，茂林修竹，青山绿水，花木峥嵘，风景极为优美。历史上名人雅士多会于此，来往游者，络绎不断。唐代诗人刘禹锡、杜牧，宋代著名散文家欧阳修，明代兵部尚书王邦瑞，清代河南府尹张汉等都曾到这里饱览山水，凭吊古人，留下许多不朽诗篇。
如唐代刘禹锡《题寿安甘棠馆二首》之一：
公馆似仙家，池清竹径斜。山禽忽惊起，冲落半岩花。
无独有偶，江苏扬州还有一个著名的邵伯古镇，古称甘棠和邵伯埭。
东晋太元十年（公元年）官封太保太傅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谢安于此筑埭造福于民而得名，百姓把谢安比作召公，为纪念谢安改原地名步邱为邵伯，古代“邵”和“召”同音，唐宋日益兴盛，成为京杭运河线上闻名遐迩的繁华商阜。当年广为植株的古甘棠，现在还有一棵（后人补栽），与甘棠庙、甘棠井一起隐没在邵伯老街之中。
埭，是古代一种拦阻水的土堤坝，又叫堰。它能有效地防止河水下泄，起到蓄水利农的作用，还不影响航行。邵伯镇的邵伯埭应该算是国内非常古老的水利设施了，它至今已有多年的历史，从兴建到弃用，也经历了多年的沧桑。
据晋书记载：晋太元十年（年）太傅谢安为避奸出镇广陵步邱，筑垒日新城。他见那里“地势西高东下，春夏湖水涨漫，东侵浓田，西又苦旱，便立埭以界之”，这样，“随时蓄泄，高下两利，田获其收，民被其泽”，“后人思安德，比于邵伯，因以立名”。这埭就是邵伯埭，这城亦名邵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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