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新闻网讯（记者王隰斌弓佩玉）近日，记者见到了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蔺长旺，他翻开手中的《山西文史资料全编》(第九卷)，其中的几篇文章皆由侵华战争罪犯亲自讲述，对他们在临汾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
“把那青年拽起来，从这头摔到那头，又从那头摔到这头。”
他的鞋在摔打中脱掉了，双脚摩擦、磕碰，渗着鲜血，有些地方的皮肤发黑……”这篇《我是怎样折磨和杀害中国人的》文章由一名叫岩屋的罪犯所写，当时正值年9月，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岩屋所在的军队仍驻扎在山西省赵城县西熏村。他身为准尉小队长，指挥手下的30多名侵华日军到杨堡村附近抢中国老百姓的蔬菜。途中发现了在庄稼地里避难的30岁左右的青年人，便突生了“如果回到日本，就不能再杀人了，再杀最后一个吧!”这一凶恶的念头，当即喊来3名柔道运动员，打算用摔跤的方式将这名无辜村民“解决掉”。
4个人残暴地将这名青年摔来扔去多次后，青年的脸被甩得扭曲了，力气殆尽，不能动弹，但丝毫不屈服。他们4人便把青年抬到小河里，打算把他淹死。在当天夜里，又将这名青年拖到一个隐蔽的地方，用刀刺了20多刀后，秘密把他埋进阵地的防空壕里。
在文章的最后，岩屋这样写道，我罪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干这种丧尽天良的事竟然没有感到羞耻。每当我想起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真是惭愧不已，中国人民对我的仇恨是理所当然。如今，我痛恨把我推上战争罪犯的日本，我痛恨那场战争。
不仅在小村庄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临汾城内，日本人的侵华罪行也比比皆是。一篇《罪恶的癫痫病研究》由名为远山哲夫(远任日本侵略军北支那方面医院理疗科伍长)所写。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很大的脓盘用纱布覆盖着，取下纱布，盘里是一颗刚砍下来的人头，苍白的脸，头发有半寸长，是一名二十四五岁中国人的头。在头部的左右和上面扎着7根大注射针，切口处还留着手术刀的切痕，可以清楚地看出是活着的时候人为地引起癫痫的。”远山哲夫不停地摆弄着这颗人头，从各个角度拍摄了20张照片，作为癫痫病状的“珍贵”材料。一阵阵尸臭扑鼻，一旁负责警卫的松本军曹脸色发青，身体在微微颤抖。
蔺会长表示：让临汾人民知道日本人曾对我们做过什么非常有必要。尤其是年轻的一代，一定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霍州
程润喜回忆起当时的惨状，仿佛那一幕就发生在昨天。“那时，偏墙村属于共产党领导的霍县二区，也是游击队的根据地，偏墙没有维持会。在特殊的年月偏墙村的社会安全得不到保障。”
年农历九月初九的晚上，夜深人静时，人们都在熟睡，日本鬼子悄悄地从观堆村出发，他们一改往日扫荡做法，不走大路进村，而是斜插村外，悄悄地由外向里包围偏墙村。“那时偏墙村人每到夜晚都在村子外边‘野营’，村子成了空心村。”日本鬼子与伪军分三路纵队由北向南，行动中惊醒了毛月仁家中的看门狗，日本人循声紧追其后，将村子西边的程顺生家、范狗男家和村北的毛月仁家、朱武生家扫荡了个遍，这四家人中的21名男丁无一幸免，全成了日本人的案板之疽。“范狗男是村里的‘美男子’，生的最好，但死的最惨，日本人用扫帚蘸煤油点火烧身，手段极为残忍。”
“受害者约有37人，能记起名字的有义城与清乡大队的接头人闫吉娃和杨洪喜、毛月仁、范狗男、民兵刘赵喜等。那天晚上，我与郭秉生在村西靠近大沟村附近，听到狗吠声音，侥幸逃脱。鬼子走后，我与母亲发现大哥程顺生的头颅被日本人砍下，只连了下巴处的一点皮。在村民们帮助下，母亲含泪掩埋了大哥。”程润喜回忆道。
“囤子院至今是啥样，仍然忘不了。”程润喜说，“日军将抓住的人全部集中在‘囤子院’的窑顶上，有一个窑洞顶上有一个窟窿，日本人杀一个，用脚往下蹬一个，做法卑劣，残忍无比。”
据了解，年10月，侵占霍县的日军增田部队长，集中日伪军余人向抗日二区沿山地带进行残酷扫荡。日伪军从霍县城内出发，途经南堡据点，在日军小头目外号叫“箍漏锅”的导引配合下，于10月18日拂晓将偏墙村团团包围。日军和汉奸由村外到村内步步搜索前进，被日伪军搜捕到一批百姓，当即在村外被残杀。
襄汾县汾城镇侯村惨案
年12月26日下午4时许，北侯村西门楼内躲藏的12个人，除三人趁机逃生外，曹森茂、曹小根等九人均被日军用刺刀刺死。另外还把段虎虎、高旦娃刺死于南门外。刘海丁、刘海儒均被刺伤，刘槐槐被烧死。被抓走未生还者有段巨财等五人。日军在该村用汽油加燃料烧毁房屋间。日军进入东侯村见房就烧，该村西门内王小儿全家14口人全部葬身于火海之中。另有卢守常、巨可禄等15人被日军杀害。抓走的杨贵家、杨全家、赵常喜、崔炳文四人均未生还。日军在该村烧毁房屋间。南侯村被掳去的有高其母、高甲寅等七人。烧毁房屋间。日军这次在三个侯村共烧死无辜村民15人，刺死26人，刺伤2人，抓走16人，烧毁房屋间、粮食40万斤，村民被抢的生产、生活衣物杂物等用品未计，损失折合人民币．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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