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幼儿园到研究生毕业，每个阶段都在不同的学校。一个学校要被称为母校，至少她给予了我某种程度的慰藉和救赎。重庆一中对于我，就是这样的存在。
初识重庆一中，是小学成绩无端放卫星，一连拿了全国奥数竞赛初赛和决赛两个满分奖，校长高兴地在每周一的全校大会上宣布，重庆最好的一中，三中，八中都给我发来了录取通知书。
散会各年级的老师都来祝贺，可惜处在风暴中心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三个学校，完全不了解其价值所在。我父亲在择校问题上充分发扬民主，让我自己决定，于是我选了听得最多，耳熟能详的重庆另一所所谓精英学校——其精英之处就在袖珍。当年是全市名优中选优的小学生获得参加此校入学考试的资格，然后再录取前80名，录取率不足百分之三。如果不能考取又非常想进入，那么最低择校费用是5万人民币——那是年。
我没有想到选择这所所谓的精英学校，成为我同年最大的阴影，这个影响甚至隐约延生到大学。在这个初中，我第一次体会了“社会阶层”的区别，第一次感受到被鄙视嘲笑的屈辱滋味。可以想见，能在这所学校就读的孩子，要么出生高知家庭，父母自身受过良好的教育，也非常注重子女的教育，我同学的家长中大学教授不在少数。而另一部分自然就是阔绰或有权势的家庭。
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块钱一双的运动鞋（98年），而这比我父母的月收入还要多，我第一次听说家里可以安放乒乓球台和台球桌，还有游泳池，第一次发现同学们好多都去过国外，聊起天来说某某副市长昨晚在ta家赢了几万块，其实都是另一个企业家故意输的。
这个世界太超出12岁的我理解范围。我不懂怎样插入某同学的爸爸（某军区司令）让军乐队来给校庆助兴这样的谈话，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同学们谈论的衣服品牌，甚至也不能像他们一样随时出入麦当劳，肯德基。
我努力想跟上节奏，但估计就像梦想混迹纽约上东区的女孩一样显得笨拙可笑。同学们自然地根据家庭背景形成了各自的小圈子，而我跟任何圈子似乎都不相融——虽然我不是唯一一个来自工薪家庭的学生，但工薪家庭的孩子，会更以融入高知家庭的孩子圈或富豪家庭的孩子圈为荣。
初一的第一个学期，我默默承受着从云端跌落谷底的失意，加之离家住校的不适，每天怀着哽咽憋气的胸口与书为伴，期末考了年级第四。这本来应该是高兴的事，但是我却突然发现这没有任何意义，成绩不再使我骄傲——我仍然融不进任何圈子。相反，这个成绩把手足无措的我抛到了刺眼的聚光灯下——我本来是一只没人多看一眼的，生长在阴暗角落的蘑菇，现在却会招来异样的目光——谁叫你剪着小平头——因为住校，为了方便，我妈直接让我落发了——因为这个发型，我被评为全班“五丑”之一——每天穿着不合身的校服或者地摊货体恤，却还有个不错的成绩？
我开始从被大家无意识的孤立，到有意识地看不惯。我本来一直都是独来独往——只有下铺那个美丽善良的女孩会时常跟我说话，她虽然出生成功的商人家庭，却不傲娇，很照顾人的情绪——可惜这并不能抵御我常常被异样的目光追随。在和另一个同样出身工薪阶层，努力融入圈子未果的女孩成为朋友后，我们很快成了寝室的众矢之的，每天都有各种刺耳的闲言碎语袭来，我们每天早上第一个出寝室，晚上在操场不停地转圈，直到值班老师驱赶才不得已回到寝室，同时暗暗期望着大家都睡了，不要有任何人注意我们回来。
每天我的期盼就是周末回家，然后盼着时钟慢一点，再慢一点，最好永远也不用回去于我而言地狱般的学校。我曾多次悄悄跳下回校的公交车，结果被尾随的父亲抓住又塞回去。我也曾称病一个月不去学校，被父母扭送回去后，面对的不是师友的关心，而是流言如：“她肯定上哪里补课去了。”此类种种。
有一次我的裤子被寝室同学洒上了红墨水，我委屈至极告诉了母亲，她气极到学校要说法，而管事的老师轻松把她打发之后，还教育了我一番：“不要动不动就跟家长告状，这样只能显得家长和你都没有素质。”又后来有一次，寝室其她同学把我和那个女生关在一间自习室，不让我们准时去上课，我们出来后我愤而找到教导主任，主任开始态度很好，说要处理，结果在单独接触了欺负我们的几名女生后，出来对我说，我送你八个字：“严于律人，宽以待己”——这一切，都发生在我十三四岁的时候，我甚至还没有回味过来这些话什么意思。
父亲带着我去看心理医生，我觉得像要见到大救星了，满腔的委屈憋着，一直理不出怎样才能说得清楚，没想到我愁肠百转的时候，心理医生——一位相貌慈和的老爷爷不耐烦地看看手表说：“你抓紧点，我还有其他病人。”听到这句话我起身愤然离去。那种满腔希望到绝望的落差我至今还记得，其实这也种下了我后来高考填报心理学的一个因——想做一个好的，真正能帮助人的心理医生。
回到当时，我知道我的处境了，父母帮不了我，老师不会帮我，心理医生也不在意能不能帮我。我当时唯一的寄托，就是金庸小说，我没日没夜地看金庸小说，把自己沉浸在那一个个成人童话中，幻想着自己是受尽委屈的主人公，总有苦尽甘来的一天。迷恋小说和强大的心理压力，我的成绩早已一落千丈了。但所幸，我还没有想轻生，只是曾坚定地想要退学，最后被大我四岁的表姐在奶奶家的阳台劝服。她说服我的理由里一条：“我最好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在高中交到的。”——事实证明，她说对了，这是后话。
我靠着金庸小说的理想支持，幻想着自己的一片天，我知道待在现在的寝室，永远没有喘息的空间，因为受了如此多的委屈后，不知是我自己天生还是从杨过令狐冲等身上习来的傲气，让我再也低不下头再去“融入”寝室的圈子。
恰逢初三换了班主任，新老师是历史系刚毕业两年的研究生，而且同样是金庸小说爱好者，于是我有了跟老师对话的基础，我跟新老师倾述了自己的状况，几乎是哀求换寝室，于是新老师把我安排到了隔壁班的寝室。
最初估计他也担心我是个问题少女，还多次偷偷来查房，向新寝室的同学打听我是否尚好相处。幸运的是我的新室友基本都来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我来到新寝室，有种重生的感觉，而有了金庸小说的底子，我也不再那么慌张失措，不知如何应对。反而应为经常跟新室友讲武侠故事，成为了寝室受欢迎的人。
新寝室住着我们年级次次稳拿第一的学霸，也是我一生的好朋友。这让我初中的最后一年终于不再那么难熬，但是对这所学校，我仍然没有一点好感，不夸张地说，在那里的三年——或者至少两年，是我迄今为止的小半生里最痛苦的两年。当那些苦楚，屈辱，铺天盖地袭来时，我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
新的寝室让我在隔壁班有了自己的小圈子，我的好朋友们都是年级前列的尖子，于她们的交心让我我得知，原来一中，三中和八中都在开始联系他们，希望他们高中转校。我此时的成绩已经不在一三八的目标范围内了。但为了自己的未来，我决定拼一拼。
我还记得那个下午，爸爸来学校打车带我第一次到了重庆一中的校园，我还记得在路上看着出租车的计价器，我默默跟自己说，好贵，不能浪费这个打车钱。
到一中招生办项家院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快下班时间了。招生办公室里里外外还排着长龙般的家长。负责招生的唐老师说得口干舌燥，我不知道是不是金庸小说看多了的缘故，突然想来点出其不意。
我没有排在家长的队伍中，而是大摇大摆走进唐老师的办公室，找了一把显眼的椅子坐下来。唐老师抬头看了我一眼，但是忙于接待家长，没有说什么。
过了一阵，他起身出门去接水，我随口说道：“这么多家长在等你，打水的事情，让我帮你吧。”他看了我一眼，并没有给我水杯，而是自己接了水，回到座位上。
不记得等了多久，所有家长都陆续离开了，办公室里只剩我，我爸和唐老师。我坐到他面前，先简单介绍了自己。唐老师看看我，又看看手中的一份我初中所在学校考试的排名，估计在第一页都没有找到我的名字。
他问：“你怎么找过来的？”我指着他手里的那份名单，说：“这里排名前5的，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告诉我的。”唐老师愣了一下，接着问我为什么来一中，我把从进校门的所见真实描述了一番——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校园，夹道的松柏，古朴的校训，金钟分立，一转却是鲜艳的塑胶篮球场，这个学校的外观已经把我迷住了。
这些都是实话，一中的校园的确非常漂亮，我带墨西哥老公回去的时候，他都颇受震撼。
这个表述打开了唐老师的话匣，他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一中的历史，对校园建设的投入等等，在他的介绍中，我似乎看到了自己脱离苦海的希望。介绍完毕，唐老师说：“现在你说说，为什么你应该来一中，一中应该要你。”我大约还说了一些其它理由，最后说：“这些都是过去，更重要的是，我很有潜力。”他问：“潜力表现在哪些方面？”我说：“如果潜力表现出了那还叫潜力吗？”唐老师笑了，说：“答得好。”
后来我们又愉快地谈了一些内容，当天，唐老师就签了一个发给我那些年级排名顶尖的好朋友一样的录取保证书给我，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三言两语，我就把自己说进了重庆最好的中学之一。我天真的老爸还紧赶着问了一句：“这样就录取了啊？那看错了怎么办呢？”唐老师指指自己的眼睛说：“那就只能怪自己这双眼睛。”我默默在心里说：“我不会让您看错的。”
就这样我来到了我的母校重庆一中，开学的第一天，我真的怀着从未有过的兴奋而幸福的心情，不夸张地说，每一个人，每一朵花，每一棵草都显得那么可爱——这是我的重生。我走进教室，简直有种想拥抱每个同学的冲动——据后来同学们回忆，我第一天激动得有点过了，导致好些同学觉得这个人好奇怪。
是啊，我的新同学怎么知道，我压抑了三年的天性，创意，才华（姑且不自谦一下吧）都喷薄欲出。小学看郁秀的《花季雨季》，所有对中学的幻想都在这里了。开学首先是军训，军训结束汇演的时候，我写了一个小相声《找同志》，和本班同学奎奎一起表演，结果反响非常热烈。坐满了一个年级，一千多人的大会堂，时时爆发出阵阵笑声和掌声。从此我们成了一对舞台CP，后来还合作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反串版——我演罗密欧，他演朱丽叶。
这次表演成功之后，班主任王海洋老师问我愿不愿意当团支书——当时我完全不知道团支书在班干部中是什么存在。自从小学之后，我就跟班干部绝缘了。我莫名其妙地上任，却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我的岗位。过年过节的文娱活动，让我的创意可以自由发挥，得了许多诸如讲故事比赛，科学发明，趣味竞赛的奖项。而一中宽松而注重素质教育的氛围，让我的点子真的可以变成现实。
还记得某一次元旦节，我们寝室去跟食堂经理谈判，借用了食堂2个小时，让我们全寝室在里面包饺子为晚上的元旦晚会做准备——主要秘制把柠檬当馅的酸饺子。我不记得有没有付租金，就是付估计也不多。而食堂经理竟然同意了。
又比如有一次，我在报纸上看到晚上有流星雨，于是向班主任申请去看流星雨。他思索之后，竟然许可一个肩负要冲刺清华北大的理科实验班用了一节晚自习的时间去教学楼顶看流星雨——可惜因为重庆的污染状况，什么都没看到。总之，我们的高中可能有很多词可以形容，但无聊绝对不是其中一个。
在班主任王老师三十岁那天，我们全班起意，精心为他策划了一个生日会。当时我们整个高二年级都住在市郊的分校，而他已经回家了。现在回想，三十岁生日，王老师可能想跟家人一起庆祝，可惜热情而兴奋的我们没有考虑他的心情。我们早已偷偷订好一个大蛋糕，并准备了一幅拳击手套作为生日礼物。
傍晚我给王老师打电话，故做急切地说：“王老师，快回来啊，出事了！”“出了什么事？”“电话里面说不清楚，快回来啊。”据王老师说，他放下电话打了一个摩托车就从市区赶回郊外的寄宿学校，急匆匆跑到教室门口问我什么事。
这时我们班长实力演技派出场，他一脸严肃跟王老师说：“王老师，我们先去办公室说。”我不知道班长大人用了什么方式拖住王老师，这边我们已经在教室里摆好桌子，放上大蛋糕，熄了灯，每个同学手里捧着一个小蜡烛。
准备停当，我到办公室——我现在还记得当时花了好大力气控制住表情不要笑——说：“王老师快去看看，顶不住了。”他抛下班长，大步流星冲到教室，发现里面黑漆漆一片，门锁上了，正着急，门缓缓打开，全班同学整齐地围着蛋糕，一起唱起生日快乐歌——那个场景，我想不止留在我一个人的记忆中。
类似的趣事，还有太多，而男生寝室，更有他们的一套话语和游戏，我就不知其详了，我只记得，高中的每一天，虽然学习压力极大，但我很快乐，甚至愿意呆在学校多过愿意回家。对于班里的每一个同学，我真的发自心底喜欢，感激——他们或许不知道，在平复我的心灵创伤中，他们起了多大的作用。
由于初中的经历，我比较关心同学的感受，由此得到一个“居委会大妈”的爱称，许多同学都愿意把心事跟我分享，我也尽自己所能提供宽慰和帮助。我热衷于从事团支书——被同学们笑称为“团蜘蛛”的工作，远远超过我对学习的上心。而一中是以清华北大为己任的重点学校，学习这个我多年前的强项，成了软肋。
然而一中的老师们，我的老师们，并没有因为这个在重点中学实验班太过刺眼的弱点，让我有一丝一毫挫败之感。语文和英语因为底子厚，不用学习也不会太差，数理化我则一直在及格边缘徘徊——不是不想提高成绩，一是学习压力却是大，一点没有跟上，就会越来越远，二是提高成绩始终不能成为我坚强的动力，用雷锋叔叔的话说，真的，我更愿意把时间花在“为人民服务”上，因为这似乎才真正体现了我的价值。
而理科的老师，对我——一个成绩捉急的学生，却也充满的师长的爱重和宽容——解释一下，他们都是非常好的老师，我的话没有说服力，但这是我们班一众奥林匹克竞赛奖得主的共识。有一次数学测验，我发现荒废多时的我一道题不会，感觉枯坐考场是耽误时间，于是拿起卷子去办公室找到数学老师，请他给我讲解卷子——这个要求现在看来多么放肆无理！
而后来成为我校友的北师大数学系毕业的数学老师，真的开始认认真真给我一个人一道一道讲解卷子——那个场景，我后来想起，才发现多么多么难得。
高二分科的时候，班主任曾经劝我选文科，说我选文科考上北大的几率会大大增加，而我的班级是理科实验班，我却舍不得离开，暗示自己是抱着学贯中西，兼通文理的目标——其实确实对我的班级深深的眷恋，坚定地选了理科。
第一次高考，我仅填了北大作为志愿，于是毫无悬念地落榜，在一中复读一年，离开了我的班级，只剩好好学习，第二次倒是超过了北大的录取线，却没有敢填报这所一直心向往之的学校。在这复读的一年中，我已经上了大学的同学们还常常电话鼓励我，临行赠给我他们的笔记——复读的一年虽然苦闷，却比我的初中好了太多——也只有一中，才让我有复读的勇气。
毕业十年后，大家提议组织同学会，那时正好我赋闲在家，等着到美国读书，有大把时间，于是和已经成为高中物理老师的方老师一起组织。这一次聚会，天南地北的同学回来了一大半，没有到的也发来照片和问候语（组委会强制要求）。王老师甚至带来了当年我们写的检查，念出来差点让人笑出眼泪。和尚同学熬夜做成一步短片，汇集了十年前的我们和现在的我们的影响，我们制作的纪念品的体恤，优盘，也几乎送到了全班所有同学手里——我第一次到美国的行李箱里，还塞着两份带给在美国的同学的纪念品。这就是我们高中的凝聚力。
在一中并不是没有低落郁闷的时刻，甚至这些时刻还出现得颇为频繁，但你始终能感到你不是孤零零一个人，大圈子，小圈子，你都可以找到支撑，没有人因为家境，因为穿着，因为不合时宜的发型受到孤立与侮辱——如果没有高中这三年，我的整个青春期几乎都是一片阴湿晦暗——甚至我不知道，我还会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我。
写此文的起因，是我在朋友圈转发了一篇称赞一中食堂的文章——话说一中的饭真是好吃，所以我在高中坚持跑步的情况下体重还直线上涨——被一中一位老师看到，他说：“你写写母校吧。”
我说好啊，当晚开始回想的时候，没想到泪湿了枕巾。
据说现在国内的教育分层非常厉害，贫寒子弟通过高考实现人生逆袭的机会越发稀少。不知是我的幸运还是不幸，在初中就体会了一把分层的残酷，在高考结束的今天，我只能祈祷，希望像我们的母校重庆一中这样只有纯粹师生之情，同窗之谊的菁菁校园，能多一些，再多一些吧。
作者蛋壳：墨西哥媳妇。大学学的心理学，但并不喜欢，之后爱上户外，登过几座雪山，潜过几次东南亚，在香港当了一年全职水手。曾经算个记者，现在算个业余写手。美国读书后嫁到墨西哥，养了两只可爱的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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