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年7月，红安县作家协会在县委宣传部、县文联的统筹领导下，组织三十多位作家，深入黄冈市唯一少数民族村——红安县永佳河镇沙河村，助力沙河民族文化村品牌建设，拉开了“红安作家走乡村”活动的序幕。此次沙河之行，是红安县第三届作协组织的首个专题活动，旨在挖掘、宣传红安地域文化、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后续活动将持续跟进。
沙河，荡腔回响七百年
詹帆
一
从湖北红安县东方的传统集镇桃花店，往西北方向四公里处的倒水河边，有这样一个充满传奇的地方——永佳河镇沙河村，该村依倒水河畔而建，因盛产河沙而得名，这里有着悠久的民族文化和历史渊源。
沙河村北依巍巍挺拔的会山峰，西邻温顺秀美的倒水河。河岸上杨柳依依，河间白帆点点，竹排放歌，鸥鹭蹁跹。沙河村土地肥沃，草木丰茂，牛羊成群。这青山绿水构成一幅绝美的田园风景画，生息着六千余蒙古族怯烈氏汉化后裔。
今倒水河畔，曾夹岸桃花，行数里，中无杂树，落英缤纷，映染霞光，仿若世外。有学者疑陶渊明《桃花源记》原型就在沙河村。世外桃源非凡人所居，巧合的是，此地曾名仙居里；更有巧合，桃花源为先世避秦不复出，而此地居民竟然非中原汉人，乃蒙古族人弃游牧而事农桑。
沙河村山清水秀，人杰地灵。王氏族人既具有江南人的灵秀，又承袭着蒙古先人豪放、淳朴、刚毅不阿的基因。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民族性格与文化传承，令他们创立了两项非遗项目——红安荡腔锣鼓、红安刺绣，后裔中走出了王建安上将、王近山中将两位开国将军，在红安的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至今仍在熠熠生辉。
二
红安荡腔锣鼓，也叫“牌子锣鼓”，红安俗名“牌子家业”，每表演一首曲目称“放一个牌子”。“家业”是湖北湖南一带的方言词，指代锣鼓、家具、劳动工具三种意思。
牌子锣鼓的名称来源是：唐玄宗李隆基喜欢音乐，将民间锣鼓打击乐引入宫庭，依诗词歌赋作曲，书于木牌上，供演奏时对照。每表演一首曲目，就要放一个牌子。
牌子锣鼓是湖北省的一个主要民间乐种，其名称各地而异。它东起黄梅西至宜昌，几乎横跨全省。因其“基本一致的传统曲目，相对统一的音乐风格”，后被专家统称“牌子锣鼓”。从广义上讲，也包括丝弦锣鼓。
丝弦锣鼓是比牌子锣鼓组合更为复杂、乐队阵容更大的一种民间器乐形式。它除了牌子锣鼓的乐器外，还加入了京胡、二胡、月琴、琵琶、笛箫等丝弦乐器，大多使用牌子锣鼓曲目。
牌子锣鼓的部分曲牌名称，如《风入松》、《思凡》等，可以在宋元“南北曲”和昆曲、汉剧、京剧、楚剧、川剧、越剧等戏曲中找到渊源。
牌子锣鼓除流行于湖北外，也散见于其他省份。外省主要流行威风锣鼓，表演人员众多，男女老少齐上，甚至达到千人之众，气势磅礴。
牌子锣鼓相对于威风锣鼓的“威风”，它则显得单薄得多，红安人叫“细鼓细乐”（鼓声小乐曲声小）。主要是因为演出人员较少，一般在十人以下。但近年来也有发展到十几人的，即增加各种乐器表演者。
相对于外地威风锣鼓的雄壮激昂，红安荡腔锣鼓则更多地表现为或温情婉转，或悲怆如泣，因为它的创立原本就是诉说离愁别恨，倾吐那撕心裂肺的乡愁！
红安荡腔锣鼓是蒙古人在元末明初传入中原的，表演由十名男子组成，边打边吹边唱曲词（无曲词则唱曲谱），曲词大多由乐府歌词、宋元词牌以及戏曲、民歌演绎而成，描述古代战场情景的居多，对红安山区生产生活的场景也多有描述。这种融吹打乐与戏曲、民歌演唱于一体的表演方式，声音抑扬顿挫，悦耳动听，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除红安周边的麻城、新洲部分地区外，其它地方罕见，为全国一绝，是一种急需加强保护、挖掘、传承的民间音乐奇葩。
红安荡腔锣鼓的传统表演乐器有十样，即“三吹七打”。三吹是一只长号、两只锁呐，七打是大鼓、大锣、大钹、马锣、小锣、点子（铛锣）、车官（小钹）。但从解放后开始，“三吹七打”大多变成了“两吹五打”的简化版，即少了一只长号、一对车官（小钹）、一面点子（铛锣）。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为迎合当时政治运动的需要，如开工、庆功、送喜报、送军等，红安又出现了一种没有“吹”只有“打”即“五打”的简易版锣鼓。乐器只有大鼓（有的用中号鼓甚至用腰鼓代替）、大锣、大钹、小锣、马锣五样，俗称“小家业”。“大家业”是指荡腔锣鼓（牌子锣鼓），即“三吹七打”或“两吹五打”。“小家业”因没锁呐，无法表演大型曲目，只能打些“小打头”（短曲目）。
严格地说来，红安荡腔锣鼓并不等于牌子锣鼓。它们表演的曲目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前者需要乐队成员（除吹长号、锁呐者外），在敲打乐器的同时，齐声演唱曲词或曲谱，加上长号的提尖，这就是“荡腔”。如果没有“荡腔”，就是“牌子锣鼓”。湖北其它地区的牌子锣鼓曲目与红安大同小异，但打法（主要是打鼓的技法）有所区别。也就是说，红安荡腔锣鼓如果没有“荡腔”，没有长号的提尖，那就变成牌子锣鼓，就失去了红安特色，与周边地区区别不是很大。
三
红安荡腔锣鼓所用曲谱不是现代的简谱——“多悦咪花索那西朵”（），而是用我国古老的乐谱——工尺谱，即“合四乙上尺工凡六五”，对应简谱大约是“”。
在红安荡腔锣鼓现存曲目中，有相当一部分只有唱词，没有曲谱，更没标明“A调D调”、节拍什么的，这就需要师傅口授身传。即便是用工尺谱记载的曲谱，因没曲调、节拍，没有师傅指点，就是内行也难以读懂。
在解放前，红安荡腔锣鼓的艺人们大多没有文化，不通音律，其曲谱只被少数识字人掌握。因受印刷术的限制，曲谱都是手抄本，一代代往下传承。在传抄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失误，也出现了很多同音字、自创字。如，“尺”用“车”代替（演唱的时候，“车”比“尺”的发音要明朗一些）；用“仓”、“突”等字眼，分别表示连续击打大锣、大钹的意思；用符号“。”表示停顿，用“——”表示某音符连续。
红安荡腔锣鼓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精英们不断地对曲词曲谱加以整合、改编。加上手抄本的谬误，除少数的名曲外，红安各地的曲谱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版本”，只能说是大同小异。
红安荡腔锣鼓的表演，分坐乐、站乐、行乐三种方式。行乐即边走路边表演，用于迎送巡演等场合，锁呐是总指挥；坐乐、站乐是固定位置表演，鼓师占整个团队的中心地位，其他乐队成员围着鼓边摆开。俗话说“看鼓下槌”，鼓槌就是锣鼓队的指挥棒，其它乐器就根据鼓槌的动作而演奏。高明的鼓师在一曲终罢换下一首曲目时，不需口报曲目名称，只用鼓槌摆弄一下做个“暗号”，其他成员一看便知。
红安荡腔锣鼓在表演时，除“荡腔”（唱曲词曲谱）外，鼓师和司马锣的肢体语言也是一大亮点，具有极强的观赏性和艺术感染力。
高明的鼓师要求双手灵活，犹如舞蹈演员柔软的腰肢。表演时，身子要稳仅手腕摆动，鼓槌在鼓面上蹦蹦跳跳做出名种造型，如表演《牛搔痒》、《鸡进稠（窝）》时，就要求鼓槌模拟相关动作。一首曲目表演完毕，观众都直呼击鼓过瘾，开眼界了。
鼓师身子要稳不可摆动，使用的大鼓直径2尺以上，鼓槌要短仅25厘米，这三点与红安周边市县牌子锣鼓特别是外地威风锣鼓鼓手的要求截然不同。
马锣发音清脆，音色高亢、尖锐。在演出过程中，要不时把马锣抛向空中达2∽3米之高，甚至达到4米的，然后单手接住，惊得观众目瞪口呆，具有非同寻常的观赏性和娱乐性。
四
红安荡腔锣鼓的乐器配备独特、完整且十务讲究。铜制乐器分颤音、嘶音两类，前者为青铜制作，音声宏亮柔和；后者为黄铜制作，音色清脆。如高音二胡与板胡的音色之别，两者不能掺杂，以保证演奏效果清纯。
红安荡腔锣鼓三吹七打乐器中有三样独特，一是长号，全长2.8尺；二是点子，即巴掌大小的叮当锣；三是车官，形似京剧用的京钹而小于京钹。如此三样乐器对于增强表演情调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完整的乐器配备，为自己开拓了广阔的演奏艺术空间。
中原地区吹打乐通常受乐器配备之限，演奏效果较为平直、单调。如吹打乐锣鼓只有大锣、大鼓、大钹之类的粗大乐器，只适宜演奏热烈高昂类的乐曲，达不到高潮；而丝弦锣鼓只有笙、箫、丝、弦等轻巧的打击乐器，只适宜演奏舒缓清雅类的乐曲。红安荡腔锣鼓演唱热烈激昂类的乐曲时擂动大锣、大钹、大鼓，气势威猛，加上长号提尖，似山呼海啸，震天动地，高潮突起；演唱舒缓清雅类的乐曲时，操打乐器轻和，只留车官与点子伴奏，突出人声演唱，如歌如颂，如泣如诉。
红安荡腔锣鼓演奏技法形成了自己的格律，同一传承谱系的锣鼓班子，可以由数个甚至数十个班子组合一起同台表演。
红安荡腔锣鼓表演形式有别于其它地方的吹打乐，融吹打唱于一体，融蒙古音乐与中原文化于一体，并可见到中亚、东南亚、阿拉伯、印度等外来文化的影子，折射出中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轨迹，为研究中原文化提供了资料。
其中就乐器配备而言，长号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长号相似；车官与点子为楚地道教音乐（唱道）器材；就曲调而言，既有北方粗犷激昂型，也有楚地低回婉转型和轻快型；就唱词内容而言，有取材于北方边塞战场的《天门阵》，有取材于宫廷表现天子出游的《二畈》，有表现本地风土人情的《美女乐》等等。
红安荡腔锣鼓的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唱词可分为三类：唐代乐府歌词类，文言文歌词，如《二畈》、《朝元歌》；宋、元词牌类，如《风入松》、《甘州歌》；民歌类，白话文字富于乡土气息，如《思凡》、《美女乐》。唱词题材广泛，其内容涉及宫廷、民间生活方方面面，各种场合都有专用曲目。如祭祀的有《大朝贺》，送军的有《将军令》，贺婚的有《话媒席》，庆寿的有《寿筵开》等等。
红安荡腔锣鼓乐谱有四种类型：荡腔曲牌，有词有曲；吹打乐，有曲无词；打击乐，无曲无词，只有乐谱；点子，用于过渡的简单乐谱。
红安荡腔锣鼓的曲谱凝聚了古典音乐五声音阶的精华，它早于中国戏曲数百年，而如今的京剧、汉剧、楚剧等剧种所用的吹奏、打击乐曲谱都可从红安荡腔锣鼓曲谱中找到它的基因。荡腔锣鼓也不断地吸收了戏剧、民歌的精华，丰富了其表演内容。同时，红安荡腔锣鼓有不少文学领域内鲜为人知的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诗词歌赋，是我国民族音乐与文学的珍贵宝藏。
红安荡腔锣鼓含有极高的人文历史方面的研究价值，荡腔锣鼓是蒙古人融入中原、融入红安的珍贵文化遗产。从乐器的组成结构看，全国所有的锣鼓队唯红安荡腔锣鼓中有长号，这为蒙古人出征所用的军号；从曲牌词语看，《朝元歌》里有“壮士长戈行路难”之句，长戈是蒙古骑兵惯用武器，中原罕见；《梅花酒》中有“足踏着马鞍，手执战杆”，亦为蒙兵特征。更为明显的是“见风吹沙旋，平地云雾起狼烟”之句，此乃对西北战场的描述。
红安荡腔锣鼓唱词内饱含大量的古战场画面、历史人物风情、典故传说。如《新汉图》里描述的“遍地龙蛇走马，五洋大闹中华”，就形象生动而又高度概括地展示了清朝末年外洋入侵华夏的情景。
红安荡腔锣鼓与而其他吹打乐一样，自古至今融入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当地喜闻乐见的一些文艺活动如龙灯、高跷、狮蚌等都必须伴以锣鼓，民间婚嫁、庆寿、送军、丧事、祭祀等活动都离不开锣鼓。
五
红安荡腔锣鼓历史源远流长，元末明初由鞑靼人（蒙古人）也先不花的后代传入红安，盛行于清末民初，至今已近七百年。但作为中国民间打击乐的一部分，最早则可追朔至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期。唐武德二年（年），唐太宗李世民在霍州大战刘武周的部将尉迟恭（后尊为民间门神），以威风锣鼓助兵布阵，一举大获全胜。受其影响，锣鼓开始广泛流传民间，用于喜庆典礼、集会、社火、迎神祛邪等场合。元大德二年（年），蒙古贵族也先不花由云南调任湖广行省（辖今湖北湖南等地）平章（官名）。在这期间，他亲任黄州路（今湖北黄冈市）平章，又兼桃花驿站巡守。
也先不花的祖先是蒙古最大的部落——怯烈部落人，与部落长王罕同为一个家族。也先不花的祖父兄弟四人与成吉思汗的父亲同为王罕部下。成吉思汗后来与王罕不和，出来单干，他们兄弟四人就追随成吉思汗南征北战，战功卓著，封“千户长”，为沙河王氏一世祖。
桃花，时属湖北麻城县仙居里，今属红安县永佳河镇。历史上，从京都通往黄州府的驿道经过黄安（今红安），桃花设有驿站，是古时交通要道。彼时，桃花称桃花镇，也称桃花店，人口两万余人。
也先不花在湖北任职期间，积极推动农工商发展，兴修水利、减轻赋税，深受百姓爰戴。为表彰也先不花的文治武功，朝庭封其爵位为“提领王”，封地为桃花镇（店）。
元朝末年，朝庭颓落，湖北仙桃人陈友谅起义反元。也先不花的六位曾孙怯烈氏世袭父职，驻守在武昌府（今湖北武汉市），他们奉令率兵讨伐，在新洲资武（今武汉市新洲区邾城或阳逻）与陈友谅大战一场。因朱元璋也与陈友凉为敌，怯烈氏与朱元璋事实上结盟。
公元年，元朝灭亡，大明建立。怯烈氏们审时度势，率一万多蒙古骑兵归顺朱元璋。朱元璋大喜，他敬怯烈氏为名门之后且才智过人，又感谢他们协助完成统一大业，意欲恢复其元朝官职。
怯烈氏们自然不敢领受，生怕日后罹生祸端。朱元璋也没有强留，仍赐他们空头爵位“提领王”，准其“插队落户”到其曾祖父也先不花的封地桃花镇“沙河”。当时，沙河属麻城县仙居里，今属红安县永佳河镇沙河村。就这样，这支在元朝历史上叱咤风云几代人的蒙古王族，率领他们的一万多蒙古骑兵下属，离开了武昌府，解甲归田了。
为了融入当地汉族的生活，他们需要改为汉族姓氏。因为怯烈氏及其曾祖父也先不花的爵位是“提领王”，所以就以爵位为姓，顺势姓“王”。他们的名字分别改为：王道铸、王道鉴、王道铨、王道铜、王道元、王道仁。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蒙古族名字已经佚失。他们为沙河王氏六世祖，兄弟六人称六大房。前四位为五世祖阿荣（也先不花孙子）与两位姐妹妻妾中的姐姐叶妙善所生，定居在沙河；后两位为妹妹叶妙静所生，定居在今麻城市。
他们以爵位为姓，姓的是身份和地位，誉为曾是蒙古人及元朝的王族。红安人称他们为“鞑子王”，以与本地汉族王姓相区别。也先不花是鞑靼人，鞑靼是蒙古族的一个分支。
朱元璋为什么不让这些蒙古骑兵返回故里，而安置在沙河一带？其原因有二：一是经历元末明初的长期战争，今红安所在地区人口凋零，十里无村，百里无人。大片良田荒芜，无法为国家纳粮纳税，迫切需要移民，这也就是导致当时“江西填湖广”大规模人口迁移的原因；二是让这一万多英勇善战的蒙古骑兵返回边疆，日后恐生事端，对明朝新生政权构成威胁。不如将他们就地安置在中原地区，慢慢消融蒙古人的“反心”。
明嘉靖42年（年）黄安（今红安）设县时，全县总人口才七万人。这一万多蒙古人生活在黄安，占全县总人口的1/7。也正因为有这么大的群体，才会在后来深深地影响着红安及其周边地区。他们创立了两项非遗项目——红安荡腔锣鼓、红安刺绣，后裔中走出了王建安上将、王近山中将两位开国将军。
红安荡腔锣鼓发源地——永佳河镇沙河村（程峰摄）
六
告别了铁骑，脱下了长袍，脱下了马靴。这批原来过着游牧生活，自由洒脱、放荡不羁的蒙古人，开始穿短裤，打赤膊，打赤脚下田耕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攀登高峰望故乡，黄沙万里长。何处传来驼铃声，声声敲心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底见牛羊……你在哪里，我的大漠，我的爹娘？
远离故土，思念家人，音讯阻隔，生活环境的急剧变化，蒙古人痛不欲生。为了排解心中的苦闷，他们拿出久违的军中乐器，敲锣打鼓，吹起军号，渲泄着心中的情感。
慢慢地，就有精通音律的乐师，把家乡的小曲、营房的军歌、宫廷的词赋，编成了工尺谱，配上歌词，供锣鼓队表演。
这些大家十分熟悉的小曲、军歌、词赋编成鼓乐后，观众反响非常强烈，结果出现了边打边吹，乐队唱、观众和的热闹场面。一曲下来，观众唱啊，吼啊，最后哭成一团。所有的离愁别恨，所有的委屈与辛酸，在这一刻，得到了尽情的渲泄……
这种表演形式也就一发不可收拾，便逐渐固定下来，称为“荡腔锣鼓”。慢慢地向整个红安地区传播，并渗透到周边县市。
红安荡腔锣鼓的荡腔，听起来总是一种悲怆的音调。这是一群蒙古族硬汉发自于内心肺腑的低声哭诉，充满了对故土的挚爱，对生活的无奈，让人有一种刀割心灵般的震撼！那种曲调接近于同是蒙古族歌手腾格尔的《父亲和我》，这首富于激情的凄厉歌声感染了无数听众，不知不觉就泪流满面。
七
红安荡腔锣鼓在明清两代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有精通音律的文人秀才们参与进来。他们将红安山区的生活气息编入到锣鼓曲目中，丰富了荡腔锣鼓的表演内容，在清末民初时达到了巅峰。当时全县有一百多支有影响的锣鼓队，是解放前红安流行最广泛的一种文艺表演形式。
在当时的沙河村，村中的戏台上荡腔锣鼓无一日不演，观众坐无虚席。遇上节日，附近村民更是蜂拥而至，万人空巷。艺人们身着统一的鲜艳服装，唱祖先远去的繁华，叹年华如水往事如烟，咏民族大融合天下百姓为一家，祝岁月静好国泰民安。在那个清贫的农耕时代，给村民们带来了无数的激情与欢乐。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乡村民间文化迅速衰落。红安荡腔锣鼓目前已濒临灭绝，能全套表演的班子只剩下四套，非常珍贵。鉴于此，已被省政府列入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列。
如今，沙河村的荡腔锣鼓队表演艺人正在老去，人员青黄不接，需要相邻几个塆子的艺人拼团才能表演。每接一次单，这些老人就要兴奋好几天，竭尽全力好好干一场，感叹这样的机会不多了。沙河村的荡腔锣鼓队领头雁是市级非遗传承人王凡林，他于年生，年开始学艺，年后精心记录工尺乐谱，在本地带徒传艺。现在沙河锣鼓队倘存完整的七代传承谱系，整理出了一百多首曲牌工尺谱。
在睛朗的黄昏，王凡林总爱在村中溜达，去找找当年村里的喧闹繁华感觉。如今，村里的人越来越少了，都到各个城市去漂泊。只是剩下的一些留守老人，在缅怀先祖的梦里，深情地回味远去的时光。
王凡林知道，是因为没有观众，红安荡腔锣鼓才迅速没落。
曾经，荡腔锣鼓令红安人如痴如醉，万人空巷。只是，那是昔日的辉煌，那是渐行渐远的记忆。
在观众愈来愈少的今天，王凡林他们仍在执着地坚守，坚守那份美丽的寂寞，痴情于那份泪眼婆娑的乡愁！
没事的时候，在寂寞的夜晚，王凡林他们就操起乐器敲打起来，吹起了长号，以慰籍自己的心灵，以慰籍远方大漠深处的祖先。倒水河的阵阵凉风吹来，古老的沙河村，留传近七百年的荡腔锣鼓穿越历史的时空，依然在唱着古老的歌谣，依然在村头回响……
小时候，乡愁是那铿锵的锣鼓乐在脸上，醉在心头长大了，乡愁是段飘泊的路他乡的锣鼓，却解不了乡愁……
昨天，乡愁是那咚呛的锣鼓唱一段荡腔，泪已先流今天，乡愁是那远去的记忆敲一声铜锣，往事悠悠
……
※本文的写作参考了众多资料，特别是红安县文化馆所编《红安荡腔锣鼓》一书。值此谨向原作者致谢！
作者简介：詹帆，53岁，红安县高桥镇人，建筑泥工，网络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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